徐向前，原名徐象谦，1901年生，山西五台人。1927年加入中国党， 同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任红四方面 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长征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前敌总指挥 部总指挥、右路军总指挥，中革军委委员、中央西北局委员、西路军 军政委员会兼西路军总指挥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总参 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局委员，全国会副委员 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90年在北京逝世。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后，党中央和同志规定的战略总任 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 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 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首先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最关键的是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 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正如党中央和同志指出的：“打通苏联为实 现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主要一环。”党中 央的军事行动部署，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主要环节进行的。

　　首先，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毗连中国西北的友好邻邦。只有打通苏 联，红军和友军才能解决战略靠背问题，保持广阔而机动的回旋余地， 建立巩固的抗日战略后方。否则，我前临日寇、蒙伪军和蒋介石的重兵 压迫，后受河西“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牵制， 对日作战开始后，就会处于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境地，要形成西北的 持久抗日局面，是不可能的。

　　其次，苏联是唯一能向我们直接提供国际主义援助的国家。只有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取得军事上、经济上的物资援助，藉以对抗日 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日本当时是军事强国，嚣张气焰，不可一世。我们 对付日军的侵略战争，不仅要靠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持，还要靠足够物质 力量的支持。对于一支缺乏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的抗日大军来说，在战 争初期取得必要的军事经济援助，尤其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再次，苏联的力量和影响，是巩固红军与友军的联盟，扩大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因素。张学良从与我党建立联系起，就殷切期望打通 与苏联的联系，取得苏联的支持。为此，他曾一再建议红军及早占领宁 夏及甘西；还派出代表，专程赴新疆与盛世才联络。从一定意义上说， 他与红军联合，目的就是为了进而同苏联联合，把苏联作为抗日反蒋的 后盾。可见，打通苏联，可以起到振奋友军、坚定友军的作用，巩固红 军与他们的联盟。同时，朝野人士中，还有一批力主联俄联共抗 日的力量。红军打通苏联，取得苏联的直接援助，对他们是个有力鼓舞， 对亲日派是个沉重打击，必将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

　　打通苏联的问题，同苏联人民的切身利害，也息息相关。苏联面临 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不论在西方或东方，都承受着巨大 的军事压力。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牵制日军从东方进攻苏联的主要因素。我党关于首先造成西北抗 日局面的战略方针，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斯大林和国 际一再表示同意中国红军从北方和西北方向接近苏联，并答应积极提供 军事和经济物资援助，重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党的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战略方针，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点 上，同时，重视争取国际力量的援助，是正确的。同志早在瓦窑 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 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又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 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 的。”(《选集》第147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也证 明了这一点。

　　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集中，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 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一心灭共的蒋介石，犹如芒刺在背，坐卧不 宁。加之，他对东北军、西北军与我党的秘密联系，已有风闻，生怕“三 位一体”,抗日反蒋，因而更是心忧如焚，焦灼万状。处理两广事件刚 刚脱手，他便急忙回戈西北，全力“剿共”。

　　第一步，组织“通渭会战”。令胡宗南第一军进至秦安、清水地区， 王均第三军及关麟征等两个师向天水、甘谷集结，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向 陇西、武山、榆盘集结；东北军于学忠部从兰州抽两师进至定西，王以 哲部控平凉、隆德、静宁，董英斌部抽两师至固原策应。目的是要在西兰通道地区，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西渡黄河，进据河西地带。

　　第二步，组织最后“围剿”。集中几十万大军，配属一百架新式战 斗轰炸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主力红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兰通 道以北地区，一举消灭。所剩“残匪”,予以和平“收编”,收编数目不 超过5000人左右。同时，趁机观察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如不服从 军令，则撤职查办，并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西北，肢解消灭。

　　10月上旬末，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通报我党，提 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打通苏联。中央认为情势紧迫，专电征求各 方面军的意见。朱总司令和张国焘10日抵会宁，顾不上休息， 就找我和陈昌浩去，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根据当时的敌情、我力， 我们向中央建议：首先争取以一、四方面军一部，从靖远地区西渡黄河， 而后三个方面军的主力跟进，夺取宁夏；如渡河不成，则在西兰通道地 区与胡、毛、王、关各敌进行部分决战，拖延时间，待黄河结冰后再行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党中央和军委权衡轻重，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0月11日， 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 完成基本作战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 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 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 (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 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 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 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份保持西 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 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 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 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 豫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 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 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 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 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 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 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 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 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党中央为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对敌，确定由、彭德怀、王稼 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介 石谈判，暂不参加)。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张国焘分 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十月 作战纲领》的各项任务，亦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以个别命令行 之”。中央这种顾全大局、不咎既往的做法，使大家很兴奋。张国焘舒 展眉梢，显得轻松了许多。

　　《十月作战纲领》给四方面军规定的任务，十分明确。 一是南向 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拒阻南敌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 船任务，以三个军渡河攻宁。据此，方面军总部确定了如下的部署：由 三十军开至靖远的大芦子一带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 以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 远镇、葛家岔、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 麟征等敌的进攻；以九军置于会宁至靖远之间，作预备队。如三十军渡 河成功，九军即迅速跟进；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击，则以四、五两军牵 制敌之侧翼，而以三十一军、九军反击南敌，为三十军渡河争取时间。 部署既定，由朱、张向军委报告。造船任务紧急，我们向三十军政委李 先念作了专门布置。我记得那天他急着要赶回部队去，我们留他吃饭， 他都没有吃。

　　我们有支百十来人的船工队，是造船的基干力量。先念当过木匠， 指导造船有办法。他们在距离靖远约四十里地的大芦子附近，找了片柳 树林，隐蔽赶造船只。为支援四方面军造船，中央特令一方面速搜 集木板、石灰、桐油、铁钉、棉花等材料，送往三十军。先念他们计划，至11月10日前，力争造船四五十只。

　　渡河点选在靖远以南。靖远是个县城，有邓宝珊部一团人驻守。为 隐蔽战役企图，我们没有派部队攻打，只是严密封锁和监视。靖远以南 地区黄河水面较开阔，水流相对稳些；沿岸多梨木、柳木林丛，遮天蔽 日，正是我军隐蔽集结和进行偷渡的好地方。

　　我们指定，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为渡河前卫团。该团为全军能 攻善守的著名团队之一，曾在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中，荣获“钢军” 称号。强渡嘉陵江战役时，担任渡江前卫团，出色完成了抢渡任务。 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及二六三团团长熊友庆，接受西渡黄河的任务后， 积极侦察敌情，勘察渡河点，组织部队投入紧张的强渡江河训练中去。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8日，敌西北“绥靖”主任 兼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发布《剿匪计划纲要》,内称：“本路军以歼灭 会宁、静宁、通渭附近朱徐等股匪之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 由东西方向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地而歼灭之。”21 日，敌总攻开始。次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逼令东北军、西北军参战。 敌人仰仗优势兵力和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我并进猛扑，攻势十分凌厉。

　　顶住南敌的进攻，是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先决条件。我四军、 五军、三十一军部队，于界石铺、马营、华家岭、宁远镇、葛家岔一线， 坚守防御，顽强抗击。那带地势空旷，丘陵起伏，利于敌人飞机、炮火 发扬威力，而不便我军隐蔽集结，机动制敌。激战两天，敌我双方均遭 受较大伤亡。我五军副军长罗南辉，不幸在华家岭壮烈牺牲。我们硬顶 下去，代价太大，不是办法，遂令部队边打边撤，逐步向后收缩，拟在 会宁一带诱歼敌人。

　　这时，中央令朱德、张国焘赴打拉池，会见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 怀，商讨宁夏战役部署。同时指出：三十军渡河以备足十只船为宜，原 定20日渡河，是否推迟数日，依具体情况而定。20日，朱、张率红军 总部及红军大学一部人员，离会宁去打拉池。行前交代，前线作战事宜，由我和陈昌浩负责，按《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机断处置。22日， 我们率方面军总部离开会宁，抵甘沟驿指挥作战。我们计划以九军一部 及三十一军、四军、五军全部，在会宁附近迎头痛击前进之敌。但是， 扼守会宁的五军，注意防空不够，遭敌机猛烈轰炸，伤亡800余人，损 失兵力达四分之一；在敌三十七军的猛烈攻击下，23日放弃会宁。 如敌继续沿靖、会大道突进，我渡河计划将遭破坏。幸亏敌人摸不清虚 实，未敢贸然突击。我们火速从左右两翼抽调四个团的兵力，会同五军 扼守会宁城北的二十里铺、三十里铺阵地，填补了缺口，继续阻敌。

　　战局的发展，使我军渡河问题，刻不容缓。这时，三十军已造船 16只，还从就近搜集了部分船只，争取渡河，有了可能。根据南敌大 力压迫的情况，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河，控制河西沿岸；以 三个军拒阻南敌。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会见彭德怀后，亦完全同意彭 德怀提出的宁夏战役计划要旨，电令三十军首先渡河，九军跟进；如渡 河不成，南敌突进，则以九军配合南线日，我们令三十 军渡河。同时，向军委及红军总部建议，为打开河西战局，四方面军至 少应以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南拒兰州北进之敌，北进一条山及五佛 寺，西控永登、红城子一带，以便有力策应一方面军的渡河行动。拒阻 南敌的任务，请从兄弟部队中抽一部力量，协助四方面军完成。当晚， 我渡河前卫团进行偷渡，因河道未侦察清楚，船行至河中心，遇浅滩受 阻，未能成功。次日，由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带人 另寻渡河点，准备从河包口(虎豹口)继续偷渡。

　　24日夜半，我二六三团的勇士们，驶木船，战恶浪， 一举突破黄 河天险，在河包口渡河成功。次日晚，三十军全部渡河，势如破竹，摧 毁马家军防线，控制了纵横上百里的沿江地带。消息传来，令人欣慰， 令人振奋，令人鼓舞!根据三十军已渡河成功的局势，朱德、张国焘、 彭德怀于打拉池部署了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指出：“控制西兰大路10月 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要求四方面军迅速以主力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 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 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 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河右岸郭城驿 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 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到五佛寺段渡河。并向军 委建议：一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必要时 亦可从五佛寺渡河；现应速集结同心城地区，准备渡河技术，11月10 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据此，我们令九军向河边开进，接三十军后渡河。从会宁前线抽五 军下来，以一部监视靖远守敌，一部休整待命。拒阻南敌的任务，由四 军、三十一军负责。方面军总部随三十军、九军渡河，指挥作战。

　　同日，根据三十军渡河成功的情况，作出了先击破南敌、 后全力北向的部署。要求：第一，四方面军应即以九军以外的一个军， 随三十军渡河，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大卢塘、眼井堡、大营盘、 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 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第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 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与二方面军一部共同阻击南敌。若 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 构筑阵地，鼓舞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以阻止南敌的进攻。 第三，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地带后开始行动， 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 些附属之，迅速造船渡河。第四，在南敌因受严重打击而停止攻势后， 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的第二步，而以四 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

　　这样，九军虽已开抵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 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26日1时半，又电令九军过河：“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 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 着。”当时，敌机白天轮番前来轰炸扫射，封锁河面，给我军造成很大 困难。部队渡河，主要在黄昏后至日出前。滔滔黄河，奔腾咆哮，小船 驶渡，颠簸飘摇，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至28日拂晓，我 三十军、九军及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完毕。为加强河西力量，打开战局， 29日，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军长肖克、委员周纯全率部 队向河边急进。但因彭德怀建议留该军在河东作战，30日军委又改变 命令，着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折向麻春堡开进。当天，南线敌关麟 征师向靖远突进，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渡口的五军，无法向打拉池 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至河西的三角城地区，看守船 只，休整待命。

　　至此，河东河西两岸的红军，被敌割断。东岸红军向打拉池、海原 地区集中，诱敌深入，待机歼敌，西岸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及四 方面军总部)北进一条山地带，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征程。

　　渡河后的我军，共2.18万人。首要目标是横扫沿岸守敌马步青部， 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下一步， 向宁南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一方面军西渡。

　　部队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 不顾疲劳，英勇进击。10月27日，我前卫军三十军于吴家川、尾泉等 地，先后击破敌骑五师马禄第一旅和祁明山第三旅的阻击，继而占领一 条山大部村寨，将韩起禄第二旅一团人，包围在一条山西北的堡寨里。 月底，九军亦进占一条山南的锁罕堡、打拉牌一线余人围在锁罕堡以北的堡寨里。五军驻三角城，掩护后方，看守船只。方 面军总指挥部进驻赵家水。接着，三十军又一举攻克重要渡口五佛寺， 消灭马鸿逵部一团人。河西部队初战的胜利，为宁夏战役创造了有利 条件。我们派人积极侦察中卫的情况及去定远营的路线，准备实现下 一步的战役企图。

　　但这时河东的敌人，正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迫。河东红军企图在 海原、打拉池一线，诱敌深入，击敌一路，歼敌一两个师的计划，尚未 实现。10月30日，电示：“九军、三十军暂控眼显井堡大路、 三塘驿、五佛寺，休息待机。”11月1日，朱德、张同焘在关桥堡会见 林育英后，来电说苏联的援助物资已经准备就绪，何时到达指定地点， 尚待通知。并指出河西部队出宁夏，须有三个条件：(1)能单独解决马 鸿逵、马步青部；(2)河东海原战役的胜利；(3)弄清宁夏的地形、天候、 自然条件。“我们估计五、九、三十三个军必能单独解决二马，海原战 役也有把握取得胜利。现在你们应加紧筹粮、制冬衣、问明情况等准备 工作，在胜利开展中去完成新任务。”

　　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如期进行，使我们深为焦虑。第一，部队渡河 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此地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 源，绝非大军久驻之地。第二，地形开阔，堡寨稀疏，不便我军集结隐蔽， 却利于敌骑兵的运动和突击。我军三面临敌，背靠黄河，如固守待机， 势必处于被动挨打、有耗无补、进退无路的地位。第三，如我们单独北 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 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带，还 是未知数。我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宁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第四，据侦察，河东敌人有向宁夏增兵企图。如敌人北控宁夏 门户石咀子，南扼永宁、中卫，不仅会使我眼前的战机丧失，也将使今 后河东红军渡河行动，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我和陈昌浩向军委建议， 及早进行宁夏战役，勿失良机；否则，亦请明确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现地待机，总不是办法。

　　11月3日，电令河西部队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 一 条山、五佛寺地区，可留少部兵力扼守，便于机动。5日，朱、张电示 河西部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 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但这时，马 步青、马步芳部，已向我军发起了疯狂反扑。

　　统治甘、青两省的回族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共有正规军三万余人， 民团武装十多万人。马步青任敌骑五师师长，辖三个骑兵旅、一个步兵 旅及炮兵、工兵、各一团，统治地盘仅限于大靖、永登、古浪、民 勤、永昌一带。其弟马步芳任新编第二军军长兼一百师师长，辖四个骑 兵旅、三个步兵旅及、炮兵、宪兵各一团，统治着青海全省和甘肃 河西走廊的甘、肃二州及以西地区，势力比马步青大得多。红军渡河前， 蒋介石即今马步青所部开向兰州至靖远间黄河西岸，进行防堵。红军渡 河后，蒋介石又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 二军及骑五师。马家军阀代表着回族上层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以狭隘的 民族观念和宗教迷信欺骗群众，巩固统治地位。马步芳号称“野马”, 性情残暴，坚决，有当“西北王”的野心，比马步青更些。

　　坐地称王的封建军阀，历来视地盘为生命。马步芳一怕渡河红军西 进，扼控河西走廊，进攻青海，端掉他的老巢；二怕蒋介石以“剿共” 为名，派嫡系部队深入河西，吞并他的地盘，所以当红军渡河后，他即 火速派出其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率两个骑兵旅向一条山地带驰援，进攻 红军。

　　11月2日，马步芳部由寺儿滩向我一条山阵地猛犯。李先念、程 世才指挥红三十军英勇抗击，将敌击退。3日，敌又纠集三个骑兵旅和 两个步兵旅，向三十军阵地发起连续进攻。4日，我打拉牌一线的九军， 亦与敌一个骑兵旅及特务团，民团共5000余人，展开激战，敌人的进攻， 多先以强大炮火轰击我阵地，而后开始集团猛冲，步骑交加，刀枪并举，乱喊乱叫。虽受猛烈杀伤，亦能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不 肯轻易败阵。每人携带三五排，打完后回去补充，以免被我缴获。 遇我出兵反击时，则迅速退却，诱我追击，利用空旷地带，发挥骑兵特 长，实行快速反击包抄。我军初次对付马家步骑兵的集团进攻，边打边 摸索经验，从容应战。激战四天，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以下千余人， 顿挫敌人的凶焰，与敌暂成对峙状态。我们的最大困难是少粮缺水，一 条山那带产盐，水是咸的，越喝越渴。部队激战终日，找不到水喝，嘴 唇干裂，喉咙生烟，实在难熬。

　　被围于锁罕堡附近的马禄旅600余人，系马步青部。我们当时想利 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马步青，孤立最的马步芳。经一再争取， 被围的敌人表示愿意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交出部分粮食，撤往凉州。 我军遂网开一面，令其全部撤走。这件事多少也起了点作用。据说，不 想受制于马步芳的马步青，为此曾亲临寺儿滩，想和红军秘密谈判，但 因派出的代表被马步芳部击毙，未果。

　　根据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6日，我们制定了《平(番) 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这一计划，以集中主力西进， 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 州地区作立脚点，伺机策应河东部队渡河作战为目的。具体部署是：以 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一条山出动，经永泰或寺儿滩，攻取大靖；以九 军为第二纵队，由镇虏堡出动，经松山、干柴洼、红凉山，攻取古浪； 以五军为第三纵队，由三角城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永泰、红水前进， 待三十军进据大靖、九军进据古浪后，再经古浪进取凉州。部队出动的 时间，预定在十二三号。上述情况和行动计划，我们向军委和红军总部 作了报告。

　　第一，三个方面军主力11月份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 引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河东红军组成南 路军、北路军，12月上旬以后出动。

　　第二，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合水、 正宁、宁县地域；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中部、宜君、洛川、 富县地域；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 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第一步 安边地区，以设法夺取安边城；第二步横山、榆林地区，以佯攻姿态吸 引二高(高桂滋、高双城)及二十一师向北增援，以便恢复瓦市、延川 一带，并吸引神府残敌向西；第三步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 沿岸。于适当时机开始在两延(延长、延川)、在清绥(清涧、绥德)、 在神府(神木、府谷)分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

　　第三，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如此时妥协不 成，则实行东征。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如 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无妥协希 望，东进有甚大困难，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出至直鲁 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 后再转西北，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目的在于扩大影响，扩大红军， 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

　　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 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 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 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根据上述新的战略行动计划，8日，中央电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 为统一领导，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包括：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 李先念、陈海松、斋。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

　　五军：军长董振堂，委员黄超，参谋长李屏仁，部主任杨 克明。辖十三师(师长李连祥，委员谢良)、十四师(师长郭锡山， 委员朱金畅)。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 弹5发。

　　九军：军长孙玉清，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部主任 曾日三。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委员杨朝礼)、二十七师(师 长陈家柱，委员易汉文)。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支，每枪 平均15发。

　　二十军：军长程世才，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部主 任李天焕。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委员郑维山)、八十九师(师 长邵烈坤，委员张文德)。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支，每枪平均25发。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委员吴富莲，处主任华全双。 回民支队：司令员(后叛变)。

　　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西路军 于11月9日按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当夜向西开拔。我和陈昌浩随三十 军行动，王树声随九军行动。

　　我军急进在空旷的西北原野里，飞沙扑面，呵气成冰，衣不胜寒。 沿途不时同追堵的马家军发生激战，双方均有伤亡，我右翼三十军11 日进至大靖附近，守敌骑五师祁明山旅固守不出。我八十八师绕道西 进，包围土门，迫使守敌骑五师工兵营缴械投降。与此同时，我左翼九 军亦进至干柴洼地区。11日晨7时许，敌骑五师两个旅、 一百师一个 旅在民团配合下，分由东、西、南三面向干柴洼猛扑。激战至晚， 九军将敌击溃，主力进至横梁山地区，继续打击追堵之敌。

　　在大靖附近，我们收到11日的来电。内称：“由于河东还 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 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并征求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单独西 进接通新疆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

　　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我在发言中列举了西进 新疆的好处：(1)解决了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2)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3)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4)对河东红军和友军， 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我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的 必要性。大家赞成我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 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向中央表了态。我们计划第 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 前接通新疆，中央复示：同意向凉州前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中央书 记处13日亦致电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 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并望国际准备接济 物资。

　　“兵贵神速”。我们同意西进，是要趁天候还不太冷，河西走廊敌 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插过去。而不是慢慢腾腾，走走停停，像后来那 样，在河西走廊涮来涮去，孤军鏖战。如果预见到是那种情况，谁不主 张东返呵!顺便说一下，在延安时，高岗和我谈过西路军问题。他问我： 你对西路军失败有什么看我说：西路军过了黄河，如果不在一条山 蹲那么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 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形势会大不一样的。一是有饭吃，不挨饿； 二是有衣穿，不挨冻；三是有枪炮、弹药补充，有广阔回旋余地。说实 在话，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 西路军先打到西边，取得补充，立住脚跟，再往回打，是不至于失败的， 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

　　明确了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我们便及时调整部署，令部 队迅速西插。13日，九军以一个团袭占古浪，守敌逃窜，主力进至城内， 吸引了马家军向古浪地区集中。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先围凉州，进占 城西四十里铺，并致书被困凉州的马步青，告诉他红军只是路过这里， 并无攻取凉州之意，切勿派兵拦堵云云。马步青还算听话，龟缩凉州， 持静观态度。三十军继以一部西进，18日克永昌，21日克山丹。随后， 我们令五军跟进，去山丹接替三十军防务。三十军集中在永昌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

　　出人意料的是，九军在古浪遭敌包围，仗没打好，吃了大亏。一仗 下来，兵力损失达三分之一，给整个战局带来了不利影响。

　　古浪为河西走廊要冲，地势险要，古称虎狼关。南北两面临山， 东沿红凉山西进古浪，只有一条“马不并骑，车不同轨”的狭路通行， 城西是一马平川，直通凉州。王树声他们，15日进驻该城后，即以 二十五师扼守城西南方向，二十七师扼守城东北方向，并重点布防于南 北两面的山头，控制制高点。16日拂晓，马元海指挥三个骑兵旅、两 个步兵旅及四个民团，蜂拥而至，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九军阵地发起 猛攻。九军急促应战，被优势敌人夺去城外制高点，压进城内防守。该 城地势低洼，城墙因地震被毁，残破不堪，极不利防守。17日，敌猛 攻城垣，一度从东西两面突入城内。九军与敌展开巷战，几经反复肉搏， 将敌击退并乘胜出击，但遭敌骑兵野外逆袭、受很大损失，18日，敌 倾全力攻城，九军苦战至晚，难以支撑，遂撤出战斗，在我们派出的援 兵接应下，进至四十里铺。

　　古浪战斗共毙伤敌2000余人，但九军亦损失达2000人，排以上干 部伤亡尤重。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 清、二十七师委员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均壮烈牺牲。有个师的干部 叫姜启华，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打得很英勇，也在巷战中牺牲了。这一 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 军后来作战，主要靠三十军。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 一个师的兵力。再剩下的就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 斗力毕竟是有限的。

　　总指挥部驻在凉州城南的一个寨子里。我们令三十军阻击东来之 敌，九军休整补充，总结失利的经验教训。古浪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 麻痹轻敌，死打硬拼，指挥不当，没有及早组织突围。为此，总部将九 军军长孙玉清撤职，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他是负伤住院期间跟医院渡河的)前往九军，进行整顿。陈昌浩和他谈的话，勉励他大胆工 作，不要因为是一方面军来的，怕这怕那。李聚奎同志去后，工作积极 负责，对九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这时，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 据地。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 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我对陈昌浩说：现 在可得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 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 亏。陈昌浩却漫不经心地说：现在是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 有什么可顾虑的?!我听了这话，真是火冒三丈。我说：什么叫“基本 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 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 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和陈昌浩共事几年，我从来没有与他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这次破了 例，吵得很凶。他强调形势大好，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我强调形势困 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要吃大亏。我俩住在间民房里，围着 炭火盆，边烤火，边争论，谁也说不服谁。天气很冷，门窗都是破的， 寒风嗖嗖地往屋里灌。我的脚尖烤得暖和，脚后跟却冻得生痛。大西北 的冬天，就是这般滋味。

　　争来争去，陈昌浩固执己见，拿“尚方宝剑”压人。他是军政委员 会主席，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拿他没办法。就说：你说能建立 根据地就建立吧，给部队作动员，我可以照你的口径去讲，但保留自己 的意见。陈昌浩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事后曾找军政委员会 的成员做工作，准备召开会议，向我“开展斗争”。因曾传六他们反对， 只好作罢。

　　11月19日，中央电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 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 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 军主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企图。”21日，总指挥部移驻永昌县城。 22日，我们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 凉根据地，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

　　山丹、永昌、凉州一线，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临大沙漠，南 靠祁连山，中间是条狭长的“弄堂”。人烟稀少，村庄零落，大路两旁， 尽是荒凉的戈壁滩，极利于敌人的骑兵运动。当地没有党的工作基础， 居民回汉杂处，对党和红军的主张多不了解。加之，马家军和民团，多 系本乡本土的人员组成，红军是“异乡客”,短时间内很难打破民族隔 阂与宗教观念，同当地群众融成一片。这带又是马步青的中心地盘，临 近西宁，是“二马”必然拼死与我争夺的战略要地，不论从地形、给养、 民情、敌情条件来说，都不容我们持久立足，与敌周旋。

　　我们蹲在那里不进不退，正给敌人以进击之机。马步芳集中兵力向 永凉地区进击，胡宗南的补充旅亦向凉州地区开进，予以支援。从22 日起，马敌不断向我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我军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 至山丹约300余里的地段上，艰苦鏖战。

　　看了前述中央11月8日的“新计划”就不难明白，当时令西路军 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企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 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 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不知道“新计划”的内容，所以 对中央要西路军蹲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很不理解。陈昌浩不顾实际 情况，一味强调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使我憋了一肚子气。李先念他们 也很有意见。有天，先念来总指挥部，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 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 陈昌浩说：你懂什么?多嘴!在这种情况下，24日，我起草了一份电文， 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电文如下：

　　“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 速补充，人马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 续与我拼战。

　　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 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 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以乘马(为主),进 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

　　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 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矛刀、刺刀极少，又难 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我今天查九军现有千首支， 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四千六百；五军人四千不足，枪 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六千，二千余，每枪弹有二三排。 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 交通均受限制。我们拟壮大骑兵，但马不易筹。我们现只有 五百人马之骑兵。

　　戊、九军任掩护阻敌，此次激战古浪，敌几面破城而入， 人人血战，终将敌击退。三十军连(续作战)。五军更弱，始 终不能以优势兵力击敌。现九军在永昌，因受大损失待休整。 三十军主力在四十里铺，、炸弹耗尽，都用大刀拼杀。 指直在永昌，大部任城墙守备。敌马彪部三个团两天来仍在 城郊活动。

　　己、骑师、二六九团、三十九团已到甘东二十里铺。守城 敌一旅约两团、民团二三千，敌有备，不便硬攻。五军主力 明日集山丹。到肃州敌一营。

　　25日中央复电，仍要我们就地坚持，打开局面。“毛炳文东撤利于 你们发展，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 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这样，我们就只好根据 中央指示，蹲在永凉地区，同马家军一决雌雄。

　　一是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22日，敌五个团向四十里铺三十军 阵地猛攻，三十军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个团，坚守堡寨，奋勇抗击。 血战三天，最后出击，在野外与敌展开大规模白刃战，终于将敌击溃。 战斗中我军共杀伤敌2400余人，其中，被大刀砍死者即达700人以上， 我伤亡500余人，二六三团一个连，全部拼光。

　　二是永昌东南八坝之战。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战斗后撤至八坝，又遭 敌两个旅的进攻。敌先用山炮、迫击炮猛轰我阵地，将围寨、房舍摧毁， 而后以骑兵发起猛烈冲锋。激战两天，我阵地被敌杀进两层，弹药消耗 殆尽，全凭大刀拼杀。最后利用夜间出击，将敌杀退，敌遗尸800余具。

　　三是永昌以西水磨关之战。12月初，敌向水磨关迂回，企图切断 水昌、山丹之间的联系，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我三十军八十八师 在该地与敌激战一昼夜。后八十九师前往驰援，将敌击退，共毙伤敌 600余人。

　　四是永昌之战。水磨关战斗后，敌接着调集约五个旅、四个民团的 兵力，蜂拥而至永昌城外，进行围攻。我三十军一部及总部直属队据城 抗击，多次打退敌人的猛攻，杀伤敌20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

　　五是山丹之战。与永昌战斗的同时，敌以步、骑兵各一个旅和 民团两个团，向山丹进攻。当敌刚刚逼近城郊，红五军即乘夜出击，给 进入南关的马扑旅旅部及所属一个团以严重打击。次日，多次打退敌人 的进攻，以主力向东北方向的民团出击，将敌击溃。但因追击过远，途 中遭敌骑兵逆袭，苦战一场，损失数百人。此后，五军总结教训，固守山丹，终使马敌夺取该城的企图，未能得逞。

　　西路军无日不战，仅半个来月时间里，即毙伤敌6000余人，给马 家军以沉重打击。全军指战员处在孤军外线作战地位，为完成 赋予的战斗任务，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了中 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英雄气概和高度组织纪律性。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 西路军虽由过河时的21000余人减至15000人，战斗力大不如前，无法 扭转被动局面，但却沉重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西 向。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无疑是个极为有力的配合。

　　西安事变，不仅使统治集闭乱如麻团，同时，也完全出乎 我们党的预料。原来，我党与友军联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因蒋 介石亲临西安大力“剿共”,已濒临“流产”危局。加之，当时陕甘宁 边的数万红军，在敌人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难以过冬，不得不准备 进行新的战略转移。部队开动前，我党向张学良作了通报。张学良力主 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因此，中央 才推迟了“新计划”的执行，令李富春、李维汉等紧急筹集一个月的军 粮，并着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区创立根据地，作为一支战略机动 力量，待机策应河东。11月中下旬，胡宗南部孤军深入萌城、山城堡、 甜水铺一带，寻歼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部队，在统一 指挥下，积极配合作战，取得歼敌一个整旅零两个团的胜利，粉碎了敌 人的进攻计划。河东红军遂集结在陕甘宁根据地的西部，待命行动。蒋 介石判断，陕甘红军“企图在黄河将近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 徐部会合”,赶忙调整部署，将兵力向黄河沿岸集结，以便将准备“西窜”的红军，在曲子镇、七营、海原之线，分段截击而歼灭之。同时，又令 集中于陇海路郑州至灵宝段、平汉路汉口至郑州段的30个师，向潼关 进发，准备进入陕、甘，全力“灭共”,并迫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就范。

　　张学良、杨虎城忍无可忍，实行“兵谏”,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 事变。事前，我党毫无所知。事变发生后，全局改观，中央遂决定放弃 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转移计划，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同志 去西安会同张学良处理善后事宜，争取实现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方针。不久，又令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策应友军对 付何应钦的“讨伐”军。西路军的战略作用，当然就转入配合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的轨道上来。

　　西安事变来得那么突然，我们既震惊，又兴奋。总指挥部里，一片 欢腾。永昌城内，锣鼓喧天，像节日般的热闹。蒋介石是人民的刽 子手，红军的死敌。一夜之间，忽然被张学良扣了起来，怎不叫人拍手 称快呢?马家军被西安事变闹得张皇失措，暂时停止了对我军的进攻。 陈昌浩紧急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研究形势。大家一致向党中央提出了 下列建议：

　　(一)党必须用全力来推动这一事件的发展，使之成为组织国防 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全民武装抗日的动力。应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止内 战。否则速予公审枪决，勿留后患。

　　(五)先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后方敌对势力， 与新疆、蒙古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资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宾调开， 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

　　(六)成立中国临时中央抗日委员会，速召开全国抗日救国大会，成立国防政府，成立临时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统一抗 日武装力量的指挥。

　　上述建议，反映了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难免有不成熟和失当之 处，但从中不难看出，大家殷切期望利用西安事变的有利形势，尽快造 成西北和全国的抗日局面，西路军将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发挥它的应 有战略作用。

　　这时，军委主席团电示我们：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 一 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总之， 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18日，又电告我 们：“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 二州。”于是，我们动员部队，准备西移。计划以九军、三十军一举抢 占临泽、高台，进取甘、肃二州。五军跟进，直插安西，争取2月中旬 接通新疆。

　　时何应钦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想浑水摸鱼，借乱生乱，扑灭力量，实现他的 计划。张学良、杨虎城决心集中兵力，举行西安会战，粉碎亲日派 的进攻。张学良考虑，东北军向西安地区集中，后面的胡宗南、毛炳文 等蒋介石嫡系部队，有乘虚袭取天水、宝鸡、兰州的企图；且河西“四 马”与东北军关系恶劣，极不可靠，西安侧后方的安全，难以保障。因 而，提议由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并望西路军 派一部力量东出靖远，牵制马家军及毛炳文部，进行策应。党中央于是 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拟令部队东返。22日，来电征询我们的意见。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的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 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大些，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西路军东进，势必与敌决战。从山丹、永昌至兰州，近千里行 程，沿途多堡，缺少补给，夜间气温达零下20度以下。西路军彩病号 又多，约2000名，不便就地安置，带上则更增大行军、作战的困难。 据此，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且放弃河西走廊这一抗日后方基地，不论 从策应西安会战上、打通苏联上、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上来说，都是不利 的。陈昌浩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 东进兰州附近，取得物资补充，向河东进击。我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 认为我军乘虚西进，把握大，损失小，最有利；东进，难免付出大的代 价，能否突破马敌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我说：既然军委征求我们 的意见，我们可以如实反映情况，反映看法，但要做好东进的思想准备。 如果上面最后决定东进，我们当然无条件地执行。最好请兰州的于学忠 部派出一部兵力西进，牵制马敌，接应我们。会后，陈昌浩按照多数同 志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我则调动部队，派人侦察敌情，做东返决 战的准备。24日，中央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 为有利，只要20天到30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 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 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被服。”“你 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次日，我们复电明确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准备东返。

　　没想到我们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25日， 蒋介石即飞抵洛阳。27日，军委电示我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 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 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决定。”由此可见，中央那时并不愿放 弃打通苏联的计划。一时想叫西路军东返，只不过是在河东形势吃紧关 口的一项应急考虑罢了。形势缓和下来，自然又令西路军继续完成打通 国际路线的任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谈判开始进行。合理解决红军驻地，是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之一。从战略上着眼，当时红军亟须得一人口稠密、物 资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以便养精蓄锐，扩大力量， 担负起伟大的抗日斗争任务。中央一致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 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 进据甘西，不言而喻，正是我党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索 取河西地带的“资本”。但是，蒋介石阴险狡诈，居心叵测，死活不松 口。谈判过程中，他不仅始终坚持红军应留在陕甘宁边就地“整编”、“驻 防”,而且暗地授意马家军加速进攻步伐，彻底消灭西路军。事实说明， 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蒋介石绝不会轻易放下屠刀，更不会立地成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路军的处境反倒愈来愈艰险，是不足为怪的。

　　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 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明月出天 山，苍茫云海间”,巍巍祁连山的雪山冰峰，笼罩在朦胧月色中。硬如 铁石的戈壁滩上，响着我军坚定不移的步伐，像一道钢铁洪流，滚滚向 前。这些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和宁都的英雄儿女，赤胆忠心，顽 强不屈，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胜利，为了明天。任何饥饿、严寒、风暴、 伤病、死亡的阴影，都吓不倒他们。他们不愧是中国党缔造和领导 的红军队伍，不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猛士。这样的部队， 的确难得啊!

　　马家军发现我军西进，集兵尾追，不时突袭。我以五军开路，三十 军殿后，前攻后卫，边打边进。1937年元旦，五军一举攻占高台，守 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接受改编。从永昌、山丹、 临泽逃往高台的一批政府官员，亦束手就擒。1月上旬，我九军一 部围攻甘州未下，进驻临南的沙和堡。总指挥部及三十军离九军不 远。总部直属队和五军一部，驻临泽县城。这带粮食较多，我们准备略 作补充和休整后，继续西进。

　　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 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 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 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 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 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 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 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 “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 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 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 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 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40个师的兵力，拟进 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

　　我军停在临泽、高台地区不动，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1月12日， 敌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我九军、三十军，而集中四个旅另三个团和 民团部，猛攻西面的五军驻地高台县城。五军仅有电台一部，置于住临 泽的该军政委黄超处，无法与总指挥部取得联系。董振堂指挥部队孤军 奋战，拼死坚守阵地。经一周激战，因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里应外 合，20日凌晨，县城被敌攻入。五军与敌巷战十余小时，终因敌众我寡， 被敌消灭。军长董振堂、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 长刘培基以下3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少部突围进入南山的部队， 亦被民团俘获残害。我们获悉五军危急的情报后，立即派出骑兵师 前往接应，但途中与敌遭遇，激战中大部损失，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 道均壮烈牺牲。那时，我们的骑兵部队是临时组成的，没有时间训练， 所以战斗力不强。

　　董振堂是宁都的主要之一。他指挥的五军团，在中央红军反五次“围剿”中，在长中，在与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转战中，英 勇奋斗，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与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成为五军。红 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一面积极完成作战任务，一面站在朱老总一边， 对张国焘的主义进行和斗争。他和杨克明、叶崇本、刘培基、 董彦俊、秦贤道等许多指战员的牺牲，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西路军 上下，极为震惊和悲痛。

　　马家军攻克高台，气焰嚣张，复掉头围攻临泽。敌以一部兵力攻击 城外的五军余部阵地，而以一个多旅的兵力，猛扑临泽县城。城内红军， 多为直属队、总经理部的人员，武器装备少，战斗力量薄弱。他们面对 强敌的围攻，毫不畏惧，男女齐上阵，前仆后继，打得顽强英勇。经一 番激战，我们令守城人员突围而出，会同九军、三十军向东转移。

　　从16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我们将兵力 向东转移，就是为了突破马敌的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与西安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蒋介石兵临 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党中央估计，如内战再起，西安难以固守， 友军和红军必须准备广阔而机动的战略退路，方保无虞。第一步，退向 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这时调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一带， 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为避免内战再起，我党与 蒋介石的谈判，亦在加紧进行中。西路军问题，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 党中央一再指示我方谈判人员，要蒋介石勒令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让 出凉州至肃州一线，作为西路军的驻地。此时，西路军主力如能消灭马 敌一部，东进凉州，乃是我党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

　　在此期间，中央还有另一层考虑。谈判中，我党原来要求整个红军 的驻地，是兰州、凉州、肃州、宁夏地域。但蒋介石不同意，坚持蒋军 进驻渭水流域；陕甘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处渭水以北；西路军处凉州 以西。如照此案与蒋妥协，陕甘红军和友军南临渭水，北靠沙漠，东西 两侧皆有黄河阻隔，如内战再起，就有被蒋介石完全封锁于渭水以北，处于进退失据境地的危险。中央认为，接受上述方案，则必须以陕南留 一部红军驻防为条件，以便与陕北红军相呼应。如陕南红军驻地无法解 决，那末，就调西路军主力东返渡河，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 作为策应渭水以北部队的战略要地，迫蒋认可。因此西路军的东进目 标，第一步为凉州，第二步将视我党与蒋谈判的进展情况而定。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虽然不了解中央调西路军东进的全盘计划，但对 执行东进命令这一点，意见一致。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 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1月23日，我们进至西洞堡、龙首堡一带， 电告中央和军委：因敌正防我东进，我快行不易，部队需稍加休整，“行 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现在全军发扬士气，团结 杀敌，克服任何困难，学习血的教训，虽部分受挫，但所有指战员均极 团结，照军委给予任务斗争到底。”军委电令我们：在骑兵追堵下，欲 图急进避战达到东进目的，危险较大，应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 的战斗来完成东进任务。同时，中央又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同志转告蒋 介石：西路军东进，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粮困难；如蒋令马步芳停止 进攻，让出凉州及其以西各城给西路军，使该军有粮可食，即停止东进。 24日又电告我们：“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 向由你们自决。”“如果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

　　马步芳、马步青发现我军收缩兵力，企图东进，乃火速集兵，倾 巢出犯。从1月下旬起，敌人先后出动的兵力，计五个骑兵旅、三个步 兵旅、一个团、一个宪兵团，另有甘、青两省的大量民团，共 七万余人。27日，我三十军在西洞堡地区溃敌骑兵旅，歼敌宪兵团， 缴枪12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东面敌有重兵防堵，决战不利， 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2月1日，数万敌军向倪家营子 发起猛烈进攻。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创造东进有利条件，我军顽强拒 守，以寡击众，实行决战防御。在倪家营子地区，敌我双方，展开了一 场历时40天的血战。

　　位于临南的倪家营子，分上、下营子，是个人口集中、粮米较 丰的大自然村。全营子共有43个屯庄，星罗棋布，坐落在祁连山脚下 的戈壁滩上。每个屯庄都是一座堡垒，厚厚的黄土围墙，高达三四米， 相当坚固。较大的屯庄，并筑有望楼和碉堡。屯庄多以主要人家的姓氏 命名，如李家屯、雷家屯、赵家屯等。西路军总指挥部，驻在廖家屯。

　　根据那里的地形条件，我们将部队收缩在下营子地区的20多个屯 庄里。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两军前沿阵地相接， 纵深梯次配置，构成一个椭圆形的防御圈环，凭垒固守。我们计划经过 一个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阶段，转入，乘胜东进。

　　马敌重兵来犯，我军创病皆起，战局摄人心魄。敌人每次进攻，均 先以大炮猛烈轰击，而后组织大量步骑兵，发起冲锋。什么花马营、黑 马营、白马营、红马营……都拿上来了。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 靠近战对付敌人。每当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 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有些围垣被炮火击毁，指战员利用断墙 残壁，拼死坚守，直至将冲进的敌人杀出。因为缺乏，步机枪几乎 失去作用。我到前沿阵地去看过，战士们的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 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 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 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 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 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 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 红军，为了人民。二六三团一个连，坚守前沿阵地，打退敌人的多次猛 攻，最后只剩下九个人，阵地依然在手。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 仍手舞大刀，率部酣战，杀得敌军纷纷倒地。有些指战员当手中武器被 毁后，赤手空拳，与敌扭成一团，咬掉敌人耳朵，扼住敌人喉咙，拔掉 敌人胡子。夜晚，敌人龟缩回去，我军即组织小部队去袭扰，疲惫敌人。

　　三十军一个排，夜袭雷家屯成功，全歼守敌一个排，焚毁敌24车， 染红了半边天。倪家营子苦战的日日夜夜，显示了西路军攻如猛虎、守 如泰山、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顽强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在红军战史 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敌人有补充，有后备力量，攻势不是减弱，而是不断加强。我们 与敌相反，孤军血战，有耗无补，勉力支撑，处境越来越艰险。2月上 旬，我们曾向中央提出，二马与我拼战不止，系蒋介石暗中指使所致。 如上级不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打击二马实力，则西路军难以完成西 进任务。在现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好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 解决部队的补充问题，伺机再图发展。中旬，党中央为避免加剧西安地 区的危急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电令我军放弃东进计 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 17日中央处又电示：同意西路军春暖前在临泽一带寻机破敌，争 取春暖后向肃州、安西行动。“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 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 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 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中央不同意西路军东出青海大通 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 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 的胜利是与过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南下期 间，我们的确犯了错误，欠了账。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 错误”联到一起，谁还能动弹?!陈昌浩的压力尤大。他曾是“国焘路 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一抓过 去的辫子，他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只好唯命是从。

　　我思想上当然也有顾虑，但是，摆脱眼前危险处境的想法，毕竟 压倒了一切。我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行动方针，陈昌浩同意。会 上，我讲了西路军当前面临的严重不利形势，以及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提出了自救突围东返的主张。大家一致赞成，唯陈昌浩显得心事 重重，迟疑不决。2月21日，我们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进至威敌堡 地区，又遭敌堵截。

　　突围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本来就有顾虑。他见部队受阻， 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我听了大吃一惊，说： 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置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 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他头上有个“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 坚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他在军政委员会上，说了些 “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反对右倾逃跑” 一类的话。那种气氛下面，谁还能唱反调呀!我憋着一肚子气，在会上 没有发言。会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 败的命运。22日，我们返回倪家营子。26日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 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风， 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陈昌浩回延安向 中央写的报告里说：“西路军领导干部中在到永昌时期及甘州地区，还 有个别反对中央路线，坚持自己过去错误路线的表示。我当时虽然当面 反对这样同志，企图在军政委员会中开展斗争，结果仍是顾虑威信未得 实现。”这段话，指的就是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陈昌浩不懂得，一个 独当一面的高级干部，执行上级指示必须从实际出发，同当时当地的实 际情况相结合，尤其是在远离中央、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不管客观实际 如何，“照葫芦画瓢”,机械地、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非坏事不可。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后，马家军的围攻愈加疯狂。因这里许多屯庄 的围墙、房屋仅剩断垣残壁，给我军防御造成极大困难，部队的伤亡越来越重。经五昼夜血战，待援无望，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于 27日晚进至威敌堡，准备沿祁连山向东转移。

　　我们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 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 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所以， 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通过谈判途径得 到解决，万不得已时方可诉诸武力。鉴于西路军已面临覆灭危险，党中 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 军事进攻外，2月27日决定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 为委员，准备增援西路军。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 必须服从两条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 由周恩来即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介石令 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将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区。 (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 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的一段，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 增援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由此可见，援西军的组成， 带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性质；它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据 说那时有人主张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 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中央也曾考虑过，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 未能实现。3月5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 但这时，远在2000里路之外的我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 的地步。援西军出动，远水解不了近渴，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

　　我们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而出，进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又 被大批追敌包围。援西军出动的消息。鼓舞我军与敌拼杀，力挽狂澜。 血战五昼夜，于11日夜间突围，沿祁连山边的戈壁滩进入梨园口， 准备向山里转移。梨园口是入山的口子，三面环山，中间有些民房。部 队刚到那里，敌骑兵即跟踪而来。祁连山的山头，一般坡度不大，不像四川的高山，一壁千仞，险不可攀。敌人的战马，一个冲锋就能跑到山 顶，上山下山，如履平地。我九军为掩护三十军展开，拼命与敌争夺梨 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 搏。不到半日，我九军仅剩的两个团约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 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一些领导干部，均壮烈牺牲。嗣后，敌 倾其全力向我三十军阵地压迫。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人员安全向山里 转移，三十军指战员前仆后继，顽强与敌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 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我二团全部拼光， 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

　　12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 一是就地分散游击。我们率西路军仅剩的3000余人，边打边撤，13日 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我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 团和二六七团，与敌血战一场，又遭 重大损失。我总供给部长斋 八十八师部主任张卿云，不幸牺牲。

　　这个时候，掌握部队至关重要，但也确实困难。部队被敌人冲得七 零八落，收都收不拢。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二千尚成建 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马敌熟悉地形， 运动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红军力量，均被敌各个消灭。我们的妇女 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 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 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我军从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 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 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 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 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 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 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 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 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会议决定，西路军残部分三 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一路，约五连步、骑人员；张荣率一路，彩 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 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 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 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领导。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 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 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 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 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 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 了终生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 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后来，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有两个 被敌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经40多天风雪转战， 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终于抵达新疆，保存 了400余人，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热情迎接和慰问。李先念同 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 起的。

　　我和陈昌浩同志是3月16日启程东返的。开始，由陈明义、肖永 银带了个警卫排护送我们。快走出祁连山时，为减小目标，留下他们就 地游击，只剩下我和陈昌浩及一名保卫干部同行。第二天，那个保卫干 部失踪，听说是碰上马家军，当了俘虏。

　　我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一带，天已擦黑。转来转去，找到个屯庄，就在老百姓家里住下来。那家户主大概姓但，汉人，业医，湖北人。家 里人来人往，和周围居民的关系不错。陈昌浩也是湖北人，碰上了老乡， 格外兴奋，有了安全感。我们吃了顿饱饭，就睡下了，睡在一个炕上。 我对陈昌浩说：明天早点起来，好走哇!他答应得很痛快。可是次日拂 晓前我喊他起床时，他变了卦，说：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我想， 他有老乡掩护，住几天没关系，我不行，得坚决走。就说：如果你不想走， 就留下住几天，我的口音不对，在这里有危险，得先走了，他表示同意， 我便匆匆离去。

　　归心似箭的我，子然一身，形影相吊，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大 步流星，昼夜兼程。那时，我几个月没刮胡子，好些天没洗脸，穿着件 羊皮袄，打扮成羊信模样。沿途找老乡要点吃的，倒没遇上麻烦。经永 昌至凉州地带，碰上了我们的特务营长曹光波，外号叫曹大头，跟我一 路走。经土门、景泰，到了黄河渡口，坐羊皮筏子渡河，直奔打拉池。 打拉池是个小镇子，有些店铺。我们找了个旅店住下。我用金戒指换了 身棉袍穿上，像商人，又像教书先生。给曹大头也换了套衣服，打扮成 伙计模样。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归邓宝珊管，离陕甘根据地 不远，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翻过六盘山，走到平凉，住了一天。那天队伍正往西开，城 里乱糟糟的，气氛有点紧张。我在书店里买了张地图，赶紧找个旅店住 下，关起门来看地图。因怕敌人搜查，觉也没睡好。离开平凉城，一路 向东走，路边有个农民摆摊子，卖小吃。我们买了点吃的，边吃边和他 拉呱。后来我问他：你们北边的山上住的什么军呀?他说：是红军。这 下我就有了数，吃完东西，赶紧往北走。到了小屯，见到耿飚、刘志坚 同志。悲喜交集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第二天，刘伯承同志派人把我 接到镇原援西军总部。我们谈了些西路军和援西军的情况，他就安排我 去休息，那时我疲劳得要死，好像浑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尽了， 只想好好睡几天觉。

　　在镇原休息了十多天，同任弼时、杨奇清一道去云阳。路上，汽车 翻到沟里，我头部被撞破，他俩没事。至云阳，见到彭德怀、左权同志。 那时，彭德怀任红军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任委员，左权是参谋长。 因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局势稍微缓和了些。彭德怀他 们，向我介绍了些西安事变的经过情形，我也讲了些西路军艰难转战的 情况。任弼时听后，叫我写个文字材料，我写后交给了他。另外，还将 从西路军带回的十多个金戒指(组织上给我的路费),全部上交给彭德 怀同志。没住多久，我的牙疼发作，便又去西安拔牙，住在红军驻西安 联络处。

　　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西安。草地一别，恍如昨日，周恩来 同志已剃去了长胡须，神采飞扬，显得格外年轻，他们待我很好，百忙 之中仍经常问寒问暖，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使我很过意不去。西路军的 情况，我向恩来汇报过。他很关心被俘和失散人员的命运，和谢老想方 设法营救被俘指战员，费了不少心血。大概是六月间，我和恩来一道回 延安。我们坐的是的战斗机，每架飞机只能坐一个人。周恩来的 飞机先起飞，在前面；我那架后起飞，在后面。飞了一段时间，他的飞 机就没影了，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头晕得很。那 个驾驶员向我问话，我听不清楚。他便写了个条子：我们飞到了 什么地方?这下可把我给憋住了，因为我没到过陕北，哪里晓得这是什 么地方呢?又飞了一阵，转到洛河上空，我让他沿着河飞，顺川而上， 发现了飞机场，降落下来，才知道是延安。下飞机后，发现周恩来的飞 机还没到，我对迎接人说：这下可糟了!大家都很着急，怕出事。不多 时，西安来了电报，说他那架飞机迷了路，又转回西安去了，大家才松 了口气。

　　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 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 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到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陈昌浩同志的下落不明，我很担心。曾向毛主席建议，再派人找一 找，毛主席也同意，但一直没找到。抗战开始后，陈昌浩回到延安，我 们才知他在大马营那位老乡家里，大病一场后，转回湖北老家，直至抗 战爆发。等他回到延安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早已告一段落。

　　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自己亲 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你经历过的东西，不见得就是 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仅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 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 史本质内容的结论来。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蛛网交错。要实事求是，忠 于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借鉴过去、教育后人的目的，很不 简单，是要花力气的。西路军的问题，也不例外。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 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 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 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 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 诫自己，以鉴后人。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 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 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2.5万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 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 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 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 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 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 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 河东，改为东返；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如 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 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 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 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 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 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 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 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 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 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 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 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 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 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 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 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 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 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 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 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 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 据地的创建工作呢?创建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 一是消灭敌 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 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 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 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军事文选》第85页) 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蹲在河西走廊，建 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 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 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 关键一环。“军队失掉了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 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选集》第401页)西路军 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机位。如 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至完全陷于被动，一败 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 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 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 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 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 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 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 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违背了外 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 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的集中，受 到极大限制。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 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 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 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 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 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 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300 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 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 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 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 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 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 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 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 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 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 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亡 一个减少一个。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 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像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 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百胜。但西路军受制于任务、 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 挥，以奏奇效。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我们的无机炮火力，二无伏 击阵地，三无大量骑兵。优势装备的敌人，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 去。你想打个歼灭战，谈何容易!敌人进攻，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 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伤亡代价。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 掉，我们干瞪眼。你用小部队追击，人家能杀“回马枪”,用大部队追 击，阵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 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 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 的。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 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战场实际 纷纭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 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 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 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 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 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 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 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 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 知节则不穷。”(苏洵：《心术》)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 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 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堕五 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 沮”、“不穷”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 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 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 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主义，后见共 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已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 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 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 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 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 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 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 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 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 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 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 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 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 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西路军总指挥，虽向 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 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 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力量的 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势力对于 人民的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 备将来消灭之。”(《选集》第1080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 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 战争向坑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 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崭新局面。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 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 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斗争 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 者，解放全中国。